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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易考，于是報考的學校中，我填寫了兩個大學的數(shù)學系，即英士大學與安徽大學；其他4個大學都是名校，我報考的是電機系與化工系。
沒想到我只考取了英大與安大，到這個時候，我才后悔沒有好好讀書。數(shù)學系成了唯一的去處，于是我就這樣進入了英大數(shù)學系，沒想到數(shù)學竟成了我的終身職業(yè)。
1948年秋，我進了金華英士大學數(shù)學系。我感到很失望，沒有正規(guī)的校舍，亦無甚圖書設備，連課也開不齊。不到半年，解放軍就渡江了。那時父親已隨中央研究院機關去了廣州，他屢次催促與我同時考取英士大學物理系的弟弟王克南下廣州。目睹國民黨的腐敗，兵敗如山倒，看來國民黨的氣數(shù)已盡了。又聽說北大、清華均已恢復招生上課，所以我與王克就決定留校等待解放，再全家團圓，然后重新參加高考以改變我的處境。
(二)
金華解放后，好運氣來了。英士大學理工科學生全部被并入南方最高學府之一的浙江大學繼續(xù)就讀。英大這一年，我們基本上沒有上課。是重讀一年級，還是接著上二年級呢?我決心闖一闖!這一年我選了9門課，經(jīng)過拼搏，我的門門課幾乎都得了高分，一躍成為浙大的高才生了!到這時，我才堅定了學數(shù)學的決心。
杭州浙江大學號稱東方之劍橋，是青年向往之地。尤其是她有一批著名學者，如物理學家王淦昌，化學家王褒仁，生物學家貝時璋與談家楨等。我們數(shù)學系更是幾何學家蘇步青與分析學家陳建功長期工作的地方。
初次見到蘇先生(這是當時大家對他的稱呼)，覺得他是一位很威嚴的老者，頗有點令人生畏，一種尊敬、仰羨甚至好奇的混雜情感，不覺油然而生。那時他才48歲，比我大29歲，我?guī)缀趺刻於伎吹剿麏A著幾本書去“陽明館”數(shù)學研究所上課。我們可不敢跟他說話。
浙大數(shù)學系是蘇先生與陳先生創(chuàng)辦的。系里的老師都是歷屆的高才生留校工作的，其中教過我的有盧慶駿、張素誠、徐瑞云、白正國、郭本鐵諸先生，當時的助教谷超豪與張鳴鏞先生改過我的習題本，比我早兩年的研究生有龔
生、夏道行與胡和生等，先后同學有董光昌、郭竹瑞、孫和生、周先意、魏道政、黃季青、石鐘慈與許永華等。
我沒有聽過蘇先生的課，但二年級時的“坐標幾何”是根據(jù)他寫的講義，由白正國先生講授的。到這時，我才知道他搞的幾何不是中學的幾何。四年級的“微分幾何”課則是用蘇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仍由白先生講授。在我三年級與四年級時，我有幸聽到陳先生親授的“復變函數(shù)論”與“實變函數(shù)論”課。我記得有一次復變函數(shù)論考試，有一道關于本性奇點的題目，全班只有我一個人做對了，于是在系里傳開了。我初次引起了蘇、陳兩位先生對我的注意。從這時起，蘇先生大概知道我的名字了。
浙大數(shù)學系四年級學生的數(shù)學討論班是蘇、陳兩位先生倡導的獨特課程。分為甲種與乙種討論班。甲種討論班由老師給學生各指定一篇論文，乙種討論班由老師給學生各指定一本書，交給學生自己去閱讀，然后由學生輪流上講臺作報告，老師聽講并提問。每個學生每學期要講四、五次。這樣的學習比單純地聽老師講課，記筆記，再做習題，當然要高了一個層次。這是有指導的學習。在這個階段中，學生的能力差距就拉開了。這實際上是學生由學習到獨立從事研究工作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學生學會了去圖書館尋找資料與獨立思考一些問題。因此，這對于培養(yǎng)學生獨立學習與工作能力及對于發(fā)現(xiàn)富有創(chuàng)造性才能的學生，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有人說，這一段學習是浙大數(shù)學系的最精彩之筆，也是蘇、陳兩位培養(yǎng)人才的最大創(chuàng)舉，我完全同意。在討論班上，我報告過英格姆的名著《素數(shù)分布》及幾篇愛倫伯與麥克萊因關于同調(diào)群的文章，指導老師分別是盧慶駿與張素誠先生，這兩門課對我?guī)椭貏e大。畢業(yè)后，我能很快獨立地做研究并出成果，不能不說是得益于這一階段的訓練。其實在浙大數(shù)學系三、四年級時的大部時間，我都用來自學數(shù)學了。
我記得那時蘇先生與陳先生都興趣很濃地學習俄文，老師是教德語的一位德國人，她的俄文也很好，兩位老先生認真學習，不久就達到了能閱讀俄文專業(yè)書籍與雜志的水平。蘇先生還做過俄譯中的工作，即將俄文教科書譯成中文，在他們的帶動下，全系掀起了學俄文的高潮，很多老師都掌握了俄文。他們這種老年仍刻苦學習的精神，實在是學生最好的榜樣，是終身受用不盡的。
(三)
我和蘇先生第一次接觸是1950年春全系師生一起游覽西湖的時候。那天由老師請學生在“樓外樓”吃午飯，蘇先生跟大家有說有笑，很和氣，并喝了不少酒。我們這些做學生的，只是聽聽，很少插嘴，只敢跟同學及助教一起玩玩。
1952年夏，已經(jīng)快到分配工作的時候了，方案下達前，還有點時間，同學們都希望母校老師能給我們畢業(yè)生做點報告，作為畢業(yè)后自己進修的參考。大家推選我去找老師聯(lián)系，于是我們?nèi)パ埩颂K先生、張素誠先生與從美國回國不久的曹錫華先生。當我去找蘇先生時，他一口答應了，好像從未發(fā)生過“三反”、“五反”一樣。蘇先生從羅巴切夫斯基幾何講起，一直講到芬斯拉幾何。我還記得他在報告里說過：“嘉當是當今最偉大的幾何學家。”張先生與曹先生分別報告了同倫群理論與環(huán)論。
1952年7月，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成立了，該所決定招收4名實習研究員。其中浙大兩名，清華與北大各一名。蘇先生與陳先生聯(lián)名推薦孫和生與我去中國科學院，到華羅庚身邊去工作。臨別時，陳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你們是我們嫁出去的‘女兒’，要好好跟華羅庚學習，他是中國最好的數(shù)學家。”
(四)
到數(shù)學所工作后，見到蘇先生的機會就少了，只是在他來北京開會時，可以見見面。最早是1953年，是在北師大中國數(shù)學會召開的學術(shù)討論會，接著是1956年數(shù)學會召開的數(shù)學論文報告會及國家科學規(guī)劃會等。除聽他的演講外，我們這些在北京工作的浙大數(shù)學系畢業(yè)生常常去看望他。見面時，彼此都很親切，但由于他太忙，所以我們略坐片刻即告辭了。10年“文化大革命”中人人自危，彼此都不敢來往，只是偶然聽人說起，蘇先生被群眾“專政”了，并擔任了“牛”隊長。華先生去上海推廣“雙法”時，也未能見到蘇先生，這樣一別就是10年。
終于盼來了大地回春，“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了，蘇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他仍滿腔熱情地參加了鄧小平同志主持的教育座談會，并積極地發(fā)了言。蘇先生還創(chuàng)辦了《數(shù)學年刊》雜志，他叫我當了一名編委。從80年代初開始，每兩年就開一次編委會。編委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數(shù)學家，蘇先生有這樣的威望將大家團結(jié)在他的周圍，除編輯事務外，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談談發(fā)展中國數(shù)學的大事，很少有人談起“文化大革命”中的荒謬及個人委屈，氣氛是歡快的。我還記得最初兩次會是在杭州召開的，大家住在西湖附近，每天都三、兩集隊在西湖邊散步，蘇先生也偶然參與這種活動。會議還組織大家去過紹興，參觀名勝與魯迅故居。蘇先生跟大家很親切，直到那時，我才得以與蘇先生無拘無束地聊天。蘇先生每見到我總是說：“王元，你怎么一點沒變呀!還像個小孩子!”我總是說：“啊呀!我都50多了。”
(五)
日本數(shù)學會邀請中國數(shù)學會派一個3人代表團去訪問日本及參加日本數(shù)學會年會。中國數(shù)學會決定由胡和生與我作為蘇先生的助手，并戲稱我們兩人是他的“金童玉女”。早在大學三年級時，我就認得胡和生了。她在上海考取了北大和浙大的研究生，經(jīng)過考慮到浙大做蘇先生的研究生，比我高兩班。平時我們都互相直呼姓名，其實，我應當稱她為“胡大姐”才對。
1983年春，我先去了復旦大學，住在蘇先生家旁邊，原陳望道先生的寓所(當時已改為招待所了)。蘇先生叫我給學生做一次報告，于是我給數(shù)學系同學講了一次“哥德巴赫猜想”。浙大蘇、陳兩位先生有個傳統(tǒng)，即老師上課時，不帶一張紙的講稿，完全憑記憶講課。所以我就憑記憶講了一小時，保持了母校的傳統(tǒng)。
兩天后，我們3人乘機，直飛日本大阪，開始了訪問。這個代表團里，我的年紀最小，理所當然地應該由我來管賬。當時中國科學技術(shù)協(xié)會給代表團的錢很少，大概除了給每個人的津貼外，余下的錢就勉強夠請吃一桌飯。每個人的津貼也只合幾十元人民幣。我就把津貼發(fā)給了大家。
我記得在大阪時，我跟胡和生一起由留學生陪著上街逛。見到滿街都是電器、衣料，應有盡有。那時國內(nèi)商品相當匱乏，我什么都想買。可是錢就那么一點點，我很現(xiàn)實，買了一個小電熨斗、幾把電刮胡刀及一點最便宜的衣料。胡和生專買些別針之類的小東西，我問她，你買這些東西干嘛?她說送給同事。我說：“你還不如買點實用的東西送禮呢!”剛一上街，我們就把錢花光了。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蘇先生時，他才48歲呀!以后，我們還去過廈門與合肥開過會。去廈門那次，我們?nèi)チ瞬簧俚胤剑缛菖c福州等。我記得在一次會議上，蘇先生夸獎了我：“王元畢業(yè)后，不久就在哥德巴赫問題上作出了成績，其實那就是他的博士論文!”胡和生還告訴過我：“蘇先生很喜歡的學生不多，你是一個。”我已感覺出來了。
記得1979年，我第一次去西歐訪問時，還得跟科學院借一套西裝及一只箱子。3個半月后回國時，西裝已經(jīng)臟得發(fā)光了，幸好是黑色的西裝，還勉強湊合。這一次總算用出國制服費做了一套西裝穿，盡管那時北京還不太會做西裝，太肥大了些，沒個樣子。
因此，直到津貼花光了，我才想起來了，萬一有人生病了怎么辦?尤其是蘇先生，這么忙，萬一引發(fā)了心臟病，后果真不堪設想。我與胡和生商量后，決定用公款給每個人買了一小瓶“救心”，以防萬一。我將“救心”送給了蘇先生，他第一句話就問：“買藥合法嗎?”我只好硬著頭皮說：“應該是可以的。”他說：“我們要節(jié)省一切開支，最后總要請東道主吃頓飯吧!”從此我們再也未花一文錢。
為了讓蘇先生多點休息，每到一處就由胡和生與我作學術(shù)報告，其實蘇先生更忙。蘇師母是日本人，再加上蘇先生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而較老的日本人的英語是不行的，他們能跟蘇先生直接用日語對話，交談起來既深入又親切。這就難怪蘇先生活動更加頻繁了，這些日子蘇先生處于既興奮又緊張的情緒之中。因此常常由留學生陪胡和生與我抽時間出去玩玩了。
一天晚上，我們?nèi)チ艘粋�很大的公園，使我大吃一驚!正是櫻花盛開的時候，所有的樹上都長滿了盛開的粉紅色櫻花，真是花的海洋啊!有些像北方難得見到的“雪掛”一樣，不由得想起了岑參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難得啊!每年櫻花開了，很快就又謝了，我們真運氣，碰上了!日本人三五成群，手上拿著酒瓶，有時還手拉著手，邊舞邊喝，沉浸在無限的幸福之中，我們也分享了他們的愉快。
我們行程的最后一站是東京，蘇先生在日本數(shù)學會年會上用流利的日語作了一次題為“微分幾何在中國”的報告，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蘇先生與我們每天在一起吃、住與活動，這么多的時間在一起相處與交談，特別是在飛機、汽車、火車上，一談就是幾小時，真是天大的緣分啊!我們?nèi)チ舜筅妗⒕┒肌⑾膳_、東京等地，參觀了寺廟、名勝。當然也去瞻仰了周總理的遺跡與魯迅故居等。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要上路，去新的地方，所以在晚上，幾乎都要整理行裝。我們的東西簡單，一會兒就整理好了，蘇先生總要到晚上11點后才整理好。第二天一清早，他又精神勃勃地投入了活動，真像個青年。
臨走的前一天晚上，中國代表團在東京一家“中華料理”設宴招待日本朋友，就只有一桌飯，放在一間很小的包間里，勉強可以容納10多個人，飯菜當然是我們在日本參加的宴會中最節(jié)省的了。日本的茅誠司、藤田宏與小松彥三郎先生等名人到了，大家頻頻舉杯，交談很誠懇歡樂。
次日，我們從東京成田機場起飛了，蘇先生的行李多了一些。他有一些親戚，還有那么多朋友，送給他不少吃穿用的東西，既是人家的一番心意，又不好意思不拿走，何況那時國內(nèi)物資還較匱乏。他也沒個像樣子的箱子可以把東西歸并一下，結(jié)果共有9個包，大部分也就是一個個裝著東西的塑料袋子。
這個代表團的組成是明擺著的。我最年輕力壯，拿行李的任務理應落在我的肩上。胡和生與我都已各有兩個包了，盡管我們幫他拿了一些，但拿不了那么多嘛。蘇先生亦必須兩只手都拿東西了，幸好我們在飛機上坐的是第一排，座前有較大的空地可以放東西。
到北京后，我們最后下飛機，我們拿著行李乘坐帶式電梯走出機場。沒想到行至電梯口，需要跨一步走出電梯時，蘇先生沒跨過去，跌倒了，大衣角被卷進了電梯履帶。在這十分危險的時刻，幸好電梯口站了一位服務員，她及時地關閉了電梯，將蘇先生扶起來，他的大衣已被撕破了。天呀!總算是吉人天相，有驚無險!
事后，我常想起這令人后怕的驚險的一幕，既感到內(nèi)疚，又感到后悔。其實可以讓蘇先生先等一下，我與胡和生先拿一部分東西走過電梯去，再由胡和生看著行李，我去將蘇先生接過來，就萬無一失。當時也太大意了。
次日，我送他們上了火車，直到火車徐徐地開出了北京東站。
我將賬單及剩余的錢退還給科協(xié)。科協(xié)的同志很奇怪：“這么一點錢，你們還沒有花完?”是啊!我是應該給蘇先生買兩個塑料大包的，但若真買了，他能接受嗎?
(六)
往后，蘇先生與我又在一起開過幾次會。1991年，我去上海參加了蘇先生的九旬大壽慶典并講了話。每當全國政協(xié)開會時，我都看到他坐在主席臺右端的位子上。再以后，聽說蘇先生生病住醫(yī)院了。1997年，我在上海出差時，征得復旦大學同意，允許我去醫(yī)院探視5分鐘。我們又見面了。蘇先生由醫(yī)生、護士扶著坐在床邊上，依稀還記得我，但說話顯得有點吃力。坐了一會兒，我就告別。一陣陣凄涼涌上了心頭。
1998年，得知蘇先生獲得了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shù)成就獎。
除了他本人在幾何及其應用方面的杰出成就外，他與陳建功先生很艱苦地創(chuàng)建了著名的浙江大學數(shù)學系。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diào)整后，又領導了復旦大學數(shù)學系，將她辦成中國最好的數(shù)學系之一。他為我國培養(yǎng)了好多代數(shù)學家，幾乎凡是著名的大學與研究院的數(shù)學系、所里，都有他的學生在充當骨干。早在1935年，中國數(shù)學會剛創(chuàng)建時，他就被推選為《數(shù)學學報》的總編輯。
他親自選擇25歲的青年華羅庚先生為助理編輯，協(xié)助他工作。抗戰(zhàn)期間，他又讓陳省身先生協(xié)助他編輯了《數(shù)學學報》的第二卷。蘇先生還與其他老一輩的數(shù)學家一起，將年輕的數(shù)學家華羅庚與陳省身先生推選為“新中國數(shù)學會”的理事，讓他們分管財務與文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蘇先生就擔當起了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的職務，負責重建數(shù)學研究所的重任。在蘇先生的倡議與領導之下，中國數(shù)學會積極地籌備恢復組織與恢復工作。
待年富力強的華羅庚先生回國后，蘇先生就將數(shù)學所與數(shù)學會的工作交給華先生接手了。除答復數(shù)學史工作者的詢問外，蘇先生從不談這些。而在《數(shù)學年刊》編委會上，我聽到他懷著深情地說起他的前輩馮祖荀與姜立夫先生對他的提拔與重視，更常常談起陳建功先生對他的幫助。蘇先生的人品與學問，蘇先生一生對中國數(shù)學事業(yè)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炎黃子孫是應該永銘于心的。無論怎樣評價他都不會是過分的!他能獲得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shù)成就獎，怎不令人由衷地喜悅呢?
幾天以后，報紙上刊登了一條消息：“蘇步青將全部何梁何利獎金都捐獻給了國家!”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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